據媒體今天報道,湖北至少又借錢有兩所幼兒園被曝“喂藥”,其中宜昌市伍家崗區金貝幼兒園涉事的法人代表已被警方控制。
  此前,陝西省西安市兩家幼msata兒園、吉林省吉林市芳林幼兒園、湖北省宜昌市馨港幼兒園違規給幼兒服用“病毒靈”被本報等媒體相繼曝光。
  對此,教育部辦公廳、國家衛生計生委辦公廳近日聯合發出通報,要求各地組織關鍵字行銷力量開展幼兒園、中小學校健康服務管理的拉網式排查,重點檢查行政區域內幼兒園是否有違規組織幼兒群體服藥的行為。
  多個疑問在公眾面前揮之記憶體不去。為什麼出事的都是民辦幼兒園,為什麼相隔甚遠的它們不約而同地選擇給幼兒服用“病毒靈”,為什麼處方藥可以流向這些幼兒園,哪些部門應該為此負責?
  涉事四婚禮顧問推薦家幼兒園規模不小
  中國青年報記者註意到,目前被警方調查的四所涉事幼兒園,雖系民辦,但規模並不小。
  最先被曝光的陝西省宋慶齡基金會楓韻、鴻基新城幼兒園均為社區幼兒園。公開信息顯示,楓韻藍灣、鴻基新城兩個社區都是西安較大的經濟適用房小區,前者總占地207畝,後者規劃用地達3800餘畝,號稱西北第一經適房項目。
  上述兩家幼兒園各設有24個班級,包括大、中、小、托班。兩園事發前的註冊在園幼兒人數分別是692名、763名。
  不過,在陝西省教育廳2011年出台的《陝西省幼兒園基本辦園標準(試行)》中,幼兒園規模以班級數量為依據分為三類,分別是6班、9班、12班,對應人數分別為180人、270人、360人。同時,小班的人數標準為20至25人,中班為26至30人,大班為31至35人。
  顯然,分別擁有24個班級的楓韻、鴻基兩家幼兒園的規模,比《標準》中的最大規模12班還多了一倍。
  “幼兒園作為集體教養機構,其病菌傳染性比較強,幼兒抵抗力較差,一旦有人患病,很容易傳染給其他幼兒,導致集體性請假。”研究學前教育的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張燕告訴記者,如果幼兒人數過多,而幼教、保育員和保健醫人數有限,幼兒園的工作就很難做細緻,容易出現漏洞,引發衛生或安全事故。
  一位孩子在涉事幼兒園就讀的家長也曾表示擔憂,如有疾病發生,人數多的班級更容易引起傳染。這可能是上述幼兒園集體使用“病毒靈”的原因之一。
  湖北、吉林另兩家被髮現給幼兒服用“病毒靈”的幼兒園,規模同樣不小。根據官方公佈的數據,湖北宜昌馨港幼兒園共6個班,大、中、小各兩個班,目前幼兒人數為209人。2012年湖北省教育廳出台的《湖北省學前教育機構辦園基本標準(試行)》規定,班級班額中,小班人數為25至30人,中班30至35人,大班35至40人。
  若該園各班人數均取以上標準的最大值,那麼,這個配置6個班的幼兒園人數最多應為210人。馨港幼兒園僅比這個數字少1人。
  此外,吉林市芳林幼兒園有4所分園,新華社報道稱共320名孩子就讀。《吉林省幼兒園工作管理規定(試行)》僅規定各班的人數上限,目前媒體報道沒有披露該園的班級數量。
  張燕表示,一些幼兒園有一定名氣之後,便聲稱要普及優質教育、開設各種分園,但目的還是為了盈利,“一些幼兒園辦分園以後管理不過來,較容易出事。”
  華中師範大學副教授吳航告訴記者,喂藥事件與民辦幼兒園缺乏行政監管有很大關係,“各地大力發展幼兒教育無可厚非,但步伐要穩。擴建幼兒園時也要保證教師質量,並完善辦園的規章制度與幼兒園監管體系。”
  退費制度背後的利益驅動
  西安、宜昌、吉林,三個相隔甚遠的地方,為何都選擇給幼兒喂“病毒靈”?截至目前,官方調查結果稱是為了提高出勤率、保證幼兒園收入。
  最先披露西安兩家幼兒園“喂藥”事件的《新民周刊》,今天援引西安兩家幼兒園家長的消息,稱家長對官方這一說法“普遍認同”。
  3月20日,西安涉事幼兒園一位家長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,他的小孩每月繳費1000元左右。如果請假超過10天,可要求幼兒園退還一半費用,約五六百元。
  據他觀察,幼兒園平時因生病缺勤的孩子並不多,“好多孩子家裡也沒有老人照看,如果生病沒嚴重到必須請假,一般都不會缺勤。”
  退費的依據是《陝西省幼兒園收費管理暫行辦法實施細則》。根據細則,實行按月繳費的幼兒園,幼兒當月在園天數不足當月法定工作日數一半的,應退還50%的保教費,服務性收費則按未服務的實際天數據實退還。
  此前有媒體報道稱,涉事兩家幼兒園教師的績效、收入也與學生出勤率掛鉤。
  不過,西安並非所有幼兒園均像楓韻、鴻基幼兒園一樣嚴格執行上述細則。中國青年報記者近日以求學名義致電該市4家民辦幼兒園,工作人員均表示若請假不退保教費,只退每天10來元的伙食費。
  上述4家幼兒園的幼兒人數分別在100人至500人不等。
 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告訴記者,民辦幼兒園最主要的收入就是學生的保教費用,因為大部分地區民辦幼兒園沒有政府補貼,僅少數地區的政府下撥一些費用。
  熊丙奇表示,請假退費的做法已實行多年。幼兒容易生病,加之幼兒園並非義務教育階段,如果孩子生病,有些父母會希望孩子不去幼兒園。
  “如果連續一個星期不去幼兒園,卻還要收錢,若是孩子在收費比較低的公辦幼兒園,家長可能還不在乎;民辦幼兒園,收費比較高,半個月不去還收錢,家長不會願意,希望能退款。”熊丙奇說。
  熊丙奇分析,雖然要給家長退款,但幼兒園的日常運行費用不變,“如果確實缺勤多,且收入主要來源是學費,學校肯定不希望學生缺勤。”
  “幼兒園會用多種做法應對這個問題,有可能是對某個老師提出要求‘叫幼兒最好不要缺勤’,另外一種就是整體喂藥。”他認為。
  病毒靈並非新藥,此前媒體對幼兒園可能存在試藥的推測暫未得到證據支撐。因100片病毒靈的市場售價通常不超過5元,西安兩家幼兒園多年來的病毒靈購進數量為5.46萬片,其回扣空間也並不大。
  3月20日,記者先後致電西安、吉林、宜昌的4家涉事幼兒園的14位教師,對方均婉拒採訪或手機關機。
  處方藥流通存在漏洞
  其實,這並不是病毒靈第一次進入公眾視野。2012年,上海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公佈了一家跨國企業的8批雞肉樣品檢測結果,其中一件檢測出金剛烷胺。
  當時,有專家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,金剛烷胺俗名叫“病毒靈”,屬人用抗病毒藥。這一新聞在食品藥品安全領域一度引起不小的風波。
  據報道,2005年農業部第560號公告已提出,金剛烷胺類等人用抗病毒藥移植獸用,缺乏科學規範、安全有效實驗數據,用於動物病毒性疫病不但給動物疫病控制帶來不良後果,且影響國家動物疫病防控政策的實施,因此要求立即停止生產、經營和使用。
  作為處方藥的病毒靈為何能進入養殖業,這個問題在當年已被媒體追問多次。如今,病毒靈流向的是4家幼兒園,其中,西安兩家幼兒園前後10批次、5萬片的病毒靈廠家為山西省的多家製藥公司。
  從處方藥的生產、流通到銷售,究竟是哪個環節容易出現失守?
  3月20日下午,中國青年報記者以普通企業給員工購藥的名義,致電其中的一家製藥公司——山西津華暉星製藥有限公司。該公司工作人員稱“我廠只對有銷售證明的醫葯公司出售藥品”。
  該公司駐京工作人員同樣告訴記者這一點。記者追問與其合作的醫葯公司,該工作人員說了一家位於北京市大興區的九州通醫葯有限公司。
  記者以同樣的理由致電九州通醫葯公司,對方稱:“我們的客戶都是長期、穩定購買的,如果您只是一次買這一種藥的話,那可能不能賣了。”隨後,他推薦記者自行去藥店購買。
  大量處方藥可以隨便在藥店買到?不需要出具醫院方面的證明?記者對此提出疑問。該工作人員隨後推薦記者聯繫一家名為“好藥師”的藥店,稱該店可免去醫院方面的手續。
  “好藥師”藥店工作人員告訴記者,該藥店為九州通公司的直營藥店。
  記者聯繫了“好藥師”藥店北京朝陽區某分店,稱要一次性購買100瓶以上的“甲硝唑片”。對方稱,該藥分兩種,一種功效較為普遍,可以一次大量取貨;而另一種名為“人工硫磺甲硝唑片”的藥專治牙病,大批量取貨可能有難度。
  事實上,無論第一或第二種,都屬於處方藥。當記者就“處方藥”的說法與對方再次核實,對方仍堅稱:可以賣且無需任何醫院方面的材料。
  北京大學基礎醫學院教授張永鶴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,目前不少藥房內設有“大夫”,若“大夫”具有開具處方藥資格,則從法律規定上來說是可行的。但他同時表示,大量拿藥本身是違反規定的,目前我國有明確規定開藥的天數。
  張永鶴認為,目前我國關於藥品管理的法律不斷在修改,但一直缺乏有效的約束。製藥企業和藥房一定要管理好藥品,政府也應下大力氣健全審核機制。
  3月20日下午,當記者問及相關藥品銷售企業是否被調查時,西安市委宣傳部工作人員稱:“通過法律程序該怎樣處理就怎樣處理”、“調查有個過程”。
  哪些部門監管乏力
  目前,涉事5家幼兒園有關責任人均被刑拘。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的一位家長認為,教育、食藥監、衛生等職能部門應該承擔一定責任。
  記者註意到,“幼兒園喂藥”事件發生後,陝西省宋慶齡基金會表示將解除與楓韻、鴻基兩家涉事幼兒園的掛靠關係。
  該基金會官網公佈的多份工作報告顯示,2007年,該基金會宣稱“以我會名稱冠名的‘陝西省宋慶齡基金會楓韻幼兒園’開園前的準備工作已經開始”,2008年,該幼兒園的表述變成“我會主管的民辦幼兒園”。
  根據警方的調查結果,在楓韻幼兒園開園的第二年,就已經開始給幼兒喂病毒靈了。
  2012年,與楓韻幼兒園是同一法定代表人的鴻基幼兒園,被吸納掛靠該基金會。今年事發後,基金會有關人士承認監管不力。
  華中師範大學副教授王雯建議,教育部門應加強監察,例如,規定幼兒園辦園的資格期限,每過一段時間都要進行驗收。如出現問題,可取消其繼續辦園的資格。
  “學前教育現在沒有納入義務教育,各個地方的學前教育行政部門裡面監管人員很少。有些地方連學前教育科都沒有。”熊丙奇告訴記者。
  王雯認為,行政部門在制定分工負責的制度時,應當明確各部門的責任,“比如,藥監部門不能只在事後進行補救,而要把工作做在前面,預防惡性事件發生。”
 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張燕說,目前發生了4起喂藥事件,但不能“一竿子打翻一船人”,幼兒園喂藥應該規範化,行政部門要加強監管,但不能絕對叫停。王雯也認為,在流感易發季節,只要幼兒園事先和家長溝通好,併在專業醫生的指導下從合法渠道買進合格藥品,讓幼兒服用一些預防疾病的藥品也未嘗不可。
  西安市委宣傳部工作人員告訴記者,目前,涉事兩所幼兒園已經進行了重新組合,有關部門從西安市其他幼兒園抽調了優秀教師進入該園任職。
  “新更換的老師都是西安市區其他幼兒園的精英,學費也會有所降低,聽說是500~700元,不過政府還沒下達文件。”一位家長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,考慮到現階段更換幼兒園比較麻煩,他準備下周讓孩子繼續入園。
  本報北京3月20日電  (原標題:為何多地發生“幼兒園喂病毒靈”事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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